“五四运动”的爆发

1915年，日本乘欧战方酣，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，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，提出“二十一条”，要求满蒙山东及其他权利。到了1919年，欧战结束，在巴黎和会上，中国外交失败，日本又有强迫中国代表追认“二十一条”的行动，中国的外交形势十分严峻。

北京各校学生经过秘密筹划，于5月4日举行示威运动，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亲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“五四运动”。

“五四运动”和“五四精神”概念的提出

北京大学教授、教务长顾兆熊于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后的第五天发表了一篇名为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》的评论，其称5月4日的行动为“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”，是铲除“旧秩序”与恶社会，建设新秩序、新社会的“示威运动”；是反对“旧道德”，提倡“新道德”的“示威运动”；是“良善分子与恶劣分子”的“可贵”的“决斗”。他从这场运动展望国家的未来，对前途充满憧憬：“吾观此次学生之示威运动，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，已有一种趋势。顾兆熊把集会示威游行上升到“运动”的层面，这个定性初次确立了”五四精神“的雏形。 

”五四运动“的内涵与时代价值

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。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。爱国不是抽象的，是要厚植家国情怀，把小我的出彩汇入到实现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、人民幸福的历史洪流之中。

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真理、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。五四时期,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进步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，对瓦解落后愚昧的封建专制思想形成摧枯拉朽之势，正是受这些进步思想的洗礼，青年们才能够对一切腐朽与落后、黑暗与愚昧说“不”。

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、发芽、壮大。

科学是五四精神的重要内容。五四运动时期，一批进步青年正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，才为医治近代中国的百年沉疴找到了标本兼治的良药。通过学习社会科学知识，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，也要通过运用社会科学知识，对各种错误思潮、错误观点、错误言论展开有理有力地回应与批判。